车渐渐驶入了这座小城的郊区，路两侧都是典型的美式别墅，一个接一个，多是一层的小楼，偶尔有一两幢门面特别大的楼房。花园里种着高大的棕榈树和葱容的向日葵，停车道里满满当当地停着好几辆大小不一的家用车，楼房的颜色在夏日的阳光下鲜艳得发亮。
车里的两位女孩没什么声响，仿佛是在阳光中睡着了。我是在十五英里外的加油站附近载上她们的。她们俩站在路旁，身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硬质手提箱。两人都长着亚裔脸孔，高个子的女孩穿背带牛仔裤和白衬衫，矮个子穿蓝色的连衣裙，在一望无垠的狂野里显得格外醒目。我经过时她们做出搭车的手势，我停下车，告诉她们我的目的地，她们拿着行李坐上我的车。烫了大波浪卷发的矮个女孩特丽莎坐在我身边，高个子、短发的安妮塔坐在后座。
交谈中，我得知她们是州立大学的学生。特丽莎大三，安妮塔大二，趁着暑假出来搭便车旅行。特丽莎声音很甜美，不住地说话，我很快就得知她家在旧金山有一家港式茶餐厅，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两个姐姐都在家里的餐厅帮忙，还有个弟弟在东海岸学数学，正在欧洲交换。安妮塔则很安静，只在特丽莎问她什么的时候，才简短地回答。特丽莎说安妮塔也是第二代移民，她来美国的时候快十岁了，所以留了一级，否则她们该是同一年上大学的。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看她，她已经戴上了巨大的墨镜，只能看到尖尖的下巴和涂了殷红唇膏的嘴，看不到她的眼睛。
这会儿车已经开进了城区。说是城市，不过是只有一条主街的小镇，一家理发店，两个杂货铺，四五个半歇业着的小餐馆，以及一个中心有喷泉的小广场，建筑风格也和郊区的住房有着微妙的不同。虽然不是热闹的大都市，和荒漠相比，总是不一样的景象。我在路口的红灯边上停下来，盯着眼前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路牌发呆，想要不要顺便去把油箱加满。身后传来像是忽然醒过来的安妮塔的声音：杰瑞，能不能停下来休息一会？我们去买点吃的。
我转过头，安妮塔已经摘下了墨镜，她长着大眼睛小鼻子，眉毛很浓，五官出乎意料地线条分明。我在“哈里斯杂货店”前把车停下，告诉她们一会儿去对面找我，就熄火下车了。杂货店对面是一家叫马蒂奥斯的快餐店，里面一个顾客也没有，店主是个穿着印了大朵鲜花的连衣裙的金发姑娘。我点了一个鸡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在露天的红色小桌前坐下，金发姑娘在我面前放下咖啡和三明治，站在柜台后面看我，我一边吃三明治，一边看着对面的杂货店。
两个女孩儿走出杂货店门的时候，我正好用手指把盘子里的最后一点面包屑送进嘴里，咖啡也喝到了杯底。两人都重新戴上了太阳镜，特丽莎朝我招手，脸上洋溢起一个灿烂的微笑。
我们又沿着公路朝前开。和之前一样，仍是特丽莎坐在前面，安妮塔在后；安妮塔戴着大墨镜，什么也不说，特丽莎和我说起了她小时候学唱歌的事。
“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才四五岁。爸妈忙着看店，管弟弟，我只好整天跟着姐姐到处晃。姐姐听中文广播里的广东话流行歌，我也跟着听，听多了就记住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唱给爸妈听。我家住在临街的一楼，”，她一边说一边做出把窗子往外推的动作，“一开窗就能看到街对面的茶楼。”
“街上的人也能看到你家里？”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那种房子，就算大热天也得关上临街的窗户，拉上窗帘。”她顿了顿，“有一天，我唱歌的时候，正好在街口拉二胡——哦，就是一种两根弦的弦乐器——的大叔经过，他听了，来敲我家的门，非要让我跟他一个唱戏的老乡学唱歌。”
“这种莫名其妙的人，理也不要理他。”安妮塔的声音忽然从后座传来。
“那你去了吗？”我问。
“我爸爸说都是邻居，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就带着我去见了一趟那个先生。他在香港公演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得了哪个贵人的赏识，把他带到美国来，让他住在海边的度假小屋里，还在公司里给他找了营生。他闲着没事，就在唐人街教几个学生。我爸爸说那个先生看着也不像坏人，就带着我去学，一直学了三四年呢。”
“学到什么了？”后座的安妮塔问。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嘴唇动了动，脸上却丝毫看不出她在想什么。
“也就是练练气息，学几首小调。”
“要不唱一首吧。”我说。
“好呀。”特丽莎倒是答应地很大方。她先唱了一段调子七弯八拐的广东戏曲，又唱了一首广东话的歌曲，听起来跟美国七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倒是颇有相似之处。特丽莎说话时的嗓音很甜，唱起歌来，却出人意料地宽厚有力，引人遐想。歌声落下，我和安妮塔欢呼着鼓了掌。
车开出了城市的界限大概有十五英里时，安妮塔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杰瑞，能不能停一下车？”
“什么？”我试着在晃动的后视镜里看安妮塔的脸，距离我们事先说好的分手地点至少还有两百英里。
“等一下吧，安妮塔。”身边的特丽莎这么说着，声音中透着一点焦急。
“再这么下去，就是到了西海岸也不能下手。”这么说着，后视镜里的安妮塔把右手伸进纸质购物袋，再伸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只看起来很像玩具的枪。
“安妮塔，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杰瑞是个好人。”特丽莎说，就好像十分钟之前还在跟她闲话家常的我不存在一样。
“行了，杰瑞，停车。”声音没有什么威胁性，不过十分坚定。与此同时，一个冰凉的金属物体贴在了我的后脖子上。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两个看起来完全无害的年轻亚洲女孩劫持，脖子里的枪口却在提醒我，这并不是周四晚上的肥皂剧。
我照着安妮塔说的把车停在路旁。安妮塔下了车，打开我身边的车门，右手的枪始终对着我。
“下车。”安妮塔边说边用枪口做出指示方向的动作。
“安妮塔，和善点。”特丽莎从她那侧下了车，站在车前面，看着安妮塔。
我走下车，安妮塔用枪指着我，让我走到车后一百英尺的地方，叫我靠着一棵树站好。
“把手放在身后。”安妮塔说。
我沉默地照办。特丽莎手中拿着一捆绳子无声地走来，把我的双手捆在身后，又把我的双脚在树下绑得严严实实的。
这下彻底没了脱身之计。我看着眼前这两名完全出其不意的罪犯，不禁好奇她们是想劫财，劫色，还是谋杀。
安妮塔见我被老老实实地绑着，转身走到车边，把车开到我跟前，特丽莎从后座拿了那个棕色购物袋，放在我脚边，再也不发一言，重新坐上副座。我的福特牌新式跑车就这样在我眼前绝尘而去。
三个小时以后，多亏了一对驾驶雪铁龙轿车的新婚夫妇，我才免去了在荒郊野外过夜，乃至被野狼咬死的不幸。绑住我双脚的绳结十分了得，夫妇中的丈夫怎么都解不开，妻子却在我的盗车贼留下的那个该死的购物袋里找到了工程剪刀，轻松地解除了我的困境。
不仅如此，那两个体贴的盗贼还替我准备了压缩饼干，火腿肠，小盒装的黄油，苹果，饮用水，和一盒马德莲小蛋糕，甚至还有一个里面装有两百美元的白色信封，似乎是为了防止我陷入身无分文的绝境。虽然气得七窍生烟，在我的解救者们好心地载我去警察局报案的路上，我还是撑不住饥肠辘辘，屈辱地吃下了特丽莎和安妮塔给我备下的野餐，以至于坐在接受我报案的警官的办公桌前时，我的嘴边还沾着马德莲小蛋糕的碎屑。